我2016年从公安系统调入桂林市纪委第三纪检监察室工作，在领导和同事们的帮带下，很快成长为纪检监察室办案主力。回首这些年办理的案件，看似不起眼的“走读式”谈话实际上却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2017年之前，纪委办案还没有接触过“走读式”谈话这个概念，案件的谈话场所不固定，时间也无限制。2017年开始提出开展“走读式”谈话，在实践探索中，还没有规范审批程序和制作安全预案，未明确规定使用范围，我和同事们只是在立案后对对象使用，在初核时谈话与询问证人时可以不使用，使用过程中也是简单地把谈话程序走完，等对象出了办案场所就不再管了。现在回想起来，办案人员对谈话过程中的安全隐患认识严重不足。
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之后，“走读式”谈话适用对象和审批程序进一步完善，要求在初核过程中的核实性谈话环节，以及立案审查调查过程中的谈话讯问询问环节，必须采用“走读式”谈话，做到“一人一审批，一人一档案”。
起初，我仍然对“走读式”谈话存在偏见，直到2019年，我在办理某城区法院一名法官违纪违法案件时，通过“走读式”谈话突破案件查办“瓶颈”，彻底改变了我的看法。
当时，为了获取更多线索，我和办案的同事在谈话室对对象进行“轮番轰炸”。可是，无论我们怎么给他做思想工作，与他谈政策、讲出路，还是摆事实、讲证据，他始终“守口如瓶”。几轮下来，我们都成了泄气的皮球。
“在谈话室这个严肃场所给对象进行思想解压效果不佳，我们可以尝试在接送途中这一较为轻松的环境对其展开心理疏导，拉近距离，打开心结。”一位同事在我们研究案情时指出，这让大家又燃起了新的希望。
于是，我和同事在接送对象途中有的放矢，找对象关心的话题“拉家常”，很快对象就打开了“话匣子”，接着“趁热打铁”，把政策融入聊天内容，让对象放松了抵触情绪。不久后，对象在谈话中交代了自己的问题。
“真的没有想到，我们利用‘走读式’谈话在接送对象这个时间间隙开展思想工作，快速实现案件突破!”回想起这段经历，我会常常对其他同事说。
经过多次实践，我对开展“走读式”谈话更加重视，也养成了每次谈话前都认真了解谈话对象任职经历、家庭状况、性格特点、身体状况等情况的习惯，注重用心诠释纪法中的温情，推动“走读式”谈话“走心式”开展。
同时，我将安全办案贯穿“走读式”谈话全过程，对对象每个细节都认真研究，结合实际制定严密的安全预案，确保突发情况能第一时间处置。
2020年，我在查阅某局财务科副科长李某相关材料时，发现李某两年前有哮喘就诊记录。在制定安全预案时，就将此情况进行重点标记。谈话当天，我主动将相关情况告知值班医生，在医生评估后，才开始进行谈话。谈话中，李某突然呼吸急促，剧烈咳嗽并伴随胸闷、气短，脸色紫绀……我立即联系医生到现场进行急救，第一时间向领导汇报情况。
“多亏了你事前准备充分，突发情况处置及时恰当，才未发生安全事故!”事后，案管室负责同志对我说。这名对象也感受到我和同事们的关心，非常感动，很快交代了问题。
截至目前，我认真落实“走读式”谈话要求，开展谈话200余人次，顺利办结案件50余件。
回顾这些年，我看到了“走读式”谈话的变化，这虽然只是纪检监察体制改革不断深入的一个侧面，但是“走读式”谈话从无到有，从不规范到逐步完善，已成为案件办理的重要安全保障和实现案件突破的有效方式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