家中摆件，随处可见毛主席的身影。书桌上摆放着铝制的、陶制的半身像摆件；抽屉里躺着若干枚银质像章；墙上挂着《沁园春・雪》的书法作品。而父亲最喜欢的，是他手边经常带着的一本红色《毛泽东选集》。书很小很厚，也很旧，封面和书脊上烫金的“毛泽东选集”五个字，被岁月磨得有些黯淡，却仍透着股沉甸甸的光。
翻开选集，里头夹着一张方方正正的纸，是父亲年轻时的笔记，用蓝黑墨水写的，字迹工整得像刻上去的：“为人民服务，不是口号，是做事要对得起良心。”纸的边角磨出了毛边，想来是被父亲反复翻看、摩挲过无数次。
父亲读《毛泽东选集》，从不是装样子。小的时候放学回到家，总能看到他在客厅一边踱步一边念着书里的文字。有一回我问他：“爸，这书里写的都是大道理，我们平头老百姓读这个有什么用？”父亲放下书，说：“大道理才管长远哩。你看这《实践论》里说，‘实践出真知’，我们学习、工作，不都是这个理？光说不做，啥也成不了。”
后来我工作了，由组织选派到基层，成为了一名选调生。临走时，父亲拍了拍我的肩：“到了下面，多看看老百姓的日子，就像毛主席说的，从群众中来，到群众中去。”
上班第一天，我就带领着村干部挨家挨户发清洁乡村倡议书，要求大家“清理房前屋后杂物、不乱扔垃圾”，可效果却不理想，有的村民觉得“农村就这样，没必要这么讲究”，有的嘴上答应，转身还是把垃圾倒在路边。我正犯愁时，想起父亲曾跟我说的“群众路线”——《关心群众生活，注意工作方法》里写着“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，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”，清洁乡村不也是一场“战争”吗？光靠干部催没用，得让群众主动参与进来。于是，我改了思路：不再“发号施令”，而是先听群众的想法。
包村队到村里开会时，我问大家：“大家伙儿希望咱们村变成啥样？想怎么收拾家园？”没想到，大伙的热情一下子就被点燃了。张婶说“希望在村口修个小花园，平时能遛弯”，李大哥说“路边得装几个垃圾桶”，孩子们则盼着“有个干净的篮球场”。我把大家的建议一一记下，牵头成立“清洁乡村青年志愿队”，党员和团员带头，村民自愿报名。我们先从“样板户”做起，帮村里的老党员收拾房前屋后，种上花草，原本杂乱的小院一下子变了样。其他村民看了眼热，纷纷主动加入，有的清理路边的杂草，有的修补破损的院墙，有的带着孩子捡垃圾，一时间村里热火朝天起来。
为了让清洁乡村“长效化”，我们还制定了“村民公约”，每月评选“清洁家庭”，给获奖的家庭发洗衣粉、洗洁精当奖励。不到半年，村里的泥巴路变成了水泥路，主要干道上放置了分类垃圾桶，村口是大家用鹅卵石铺就的小花园，一切都变了模样。那一刻，我懂了父亲为什么总说《毛泽东选集》“管长远”——它教的不是怎么应付一时的难题，是怎么在心里立起一根杆，知道该往哪走，该怎么活。
现在每当我下班回老家，父亲还是老样子，端着那本《毛泽东选集》，手指在书页上慢慢滑动，时不时轻声念上几句。原来有些东西，真的会跟着时光走，从父亲的手里，传到我的手里。父亲读的从来不是一本静止的书，而是把“为人民服务”的初心、“实事求是”的准则，融进了岁月里，也传给了我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