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家的院子总飘着草木灰的气息，墙角那片三分地常年种着麻秆。我记事起，春末撒下的麻籽要先在温水中浸一夜，奶奶说这样芽儿才肯较劲往上钻。她蹲在地里分苗时，指尖在湿润的泥土里翻动，像在给每株幼苗系上无形的绳。
麻秆长到半人高时最喜人，青绿色的茎秆笔挺，真是“蓬生麻中、不扶自直”。收割要等到白露，奶奶磨亮那把月牙形的柴刀，说割麻得斜着下刀，“让根须留着点念想，来年还能冒头”。她弯着腰隐没在麻地里，镰刀起落间，青黄相间的麻秆便成捆倒下，在田里码成垛。我试着抱一捆，刚想直起身就被勒得胳膊生疼——那些看似光滑的茎秆，表皮竟藏着无数细密的毛刺。
沤麻是最熬人的工序。村里共用的大水池注满山泉，麻秆要整捆浸进去，上头压块大青石。奶奶每天都要去翻动，浑浊的水面浮起泡沫，她说这是麻秆在“脱胎”。数日之后捞出来时，原本青硬的茎秆变得软塌塌的，表皮一撕就下来，露出里面雪白的纤维。我蹲在石板旁帮着剥麻皮，指尖泡得发皱，奶奶却满不在乎：“这点水算什么？当年我们在河湾里沤麻，大冬天也得在冰水里干活啊。”
捶麻要用那根硬木槌。奶奶坐在小板凳上，把麻皮铺在木桩上反复捶打，槌头落下时发出沉闷的响声，纤维里的水分被挤出来，在空中扬起细小的水雾。捶好的麻丝要挂在屋檐下阴干，不能暴晒，“晒过了就脆了，没劲。”
最后一步是捻绳。奶奶的膝盖上总放个竹制的捻车，左手捏着几缕麻丝，右手摇着把手，车轮转动时，麻丝便像被施了魔法似的绞缠在一起，从松散的纤维变成紧实的麻绳。她捻绳时从不说话，眼神跟着麻绳的走向移动，仿佛在跟那些纤维较劲。我学着她的样子尝试，刚捻出半尺就散了架，奶奶笑着把我的手包在她掌心：“得匀着劲，就像做人，忽紧忽松的成不了事。”
那些年，奶奶捻出的麻绳堆满了厢房，邻里谁家盖房绑椽子、捆庄稼，都来讨几尺去。有次我问她，商店里买的尼龙绳又光滑又结实，何苦费这劲？她正用麻绳捆扎晾晒的高粱，闻言停下手里的活：“你看这麻，水里泡过，槌子砸过，才能拧出这股韧劲。那机器做的绳，看着光鲜，冻一冻就脆了。”
今年开春整理老屋，在樟木箱底翻出一卷泛黄的麻绳。我试着扯了扯，十余年过去，纤维早已失去光泽，却依然难断。忽然想起奶奶的话：“人就像这麻秆，得经几重磨难，才能把性子拧成一股绳。”原来那些浸泡的日夜、捶打的疼痛、绞缠的拉扯，从来都不是折磨。就像麻秆要褪去青嫩的表皮，人也要在岁月里剥离浮躁，才能让坚韧的内核显露。奶奶种了一辈子麻，其实是在种一种活法——知道扎根不易，便耐得住泥土里的黑暗；明白成绳艰难，就守得住捻转时的耐心。
如今我早已离开家乡，成为一名纪检监察干部，但仍总觉得有无数根无形的麻绳，在时光里慢慢捻转，一头系着奶奶的手掌温度，一头牵着我前行的脚步，我将事不避难、义不逃责，不信邪、不怕鬼、不怕压，骨头要硬，不患得患失，不给自己留后路，敢啃“硬骨头”、勇斗“拦路虎”、甘当“挑山工”，多一些“热锅上蚂蚁”的体验，在“不舒服”中强筋壮骨，练就善于斗争的硬脊梁、铁肩膀、真本事。（桂林市纪委监委驻市住建局纪检监察组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