腊月初六，天还没亮透，老屋厨房那盏十五瓦的灯泡就黄澄澄地亮着了。奶奶已经把浸泡了一夜的黄豆沥在了竹箕里，颗颗饱满圆润，像一窝嫩生生的玉。这是我每年回老家最重要的仪式——跟奶奶学“打豆腐”。
“磨豆子，急不得。”奶奶的声音和磨杠转动的吱呀声混在一起。奶奶推着磨杠，我负责用小木勺将豆子和着清水舀进磨眼。金黄的豆粒被石磨无声地吞没，乳白的浆液便从磨缝里汩汩渗出，沿着磨槽，流进下方的木桶。
“你看这磨。”奶奶的呼吸平稳，额角却已见细汗，“推得快了，浆粗，出不了细豆腐；推得慢了，黏糊，滤浆的劲道就散了。这分寸都在手里，也在心里。”我想起父亲以前说过，奶奶在单位管了一辈子账，分毫不错。那时我不懂，此刻看着磨杠在她手里划着均匀的圆圈，忽然觉得，那或许就是另一种“磨”。
滤浆是用一个十字木架吊起的土布。奶奶将磨好的生浆倒入，双手握住土布两角，开始有节奏地摇晃、挤压。雪白的浆汁淅淅沥沥地滤下，布里剩下的，便是粗糙的豆渣。
“这是‘分’。”奶奶一边手臂的肌肉微微绷紧，一边说“好浆滤出来，渣滓留下来。人这一辈子，该留什么，该滤掉什么，心里得有张滤布。”
热气腾腾的豆浆在大铁锅里翻滚，豆香弥漫。奶奶洗净手，从碗柜最上层请出一个深褐色的小陶罐，那是太奶奶传下来的老卤。她用一把小铜勺，极小心地舀出一点，沿着锅边缓缓淋入，另一只手握着长柄勺，在豆浆中心极轻、极稳地划着圈。
“点卤是顶要紧的一步，”她低声道，“卤多了，豆腐硬，发苦；卤少了，豆腐嫩是嫩，却定不住形，一碰就散。全在这一‘点’的分寸上。”
我屏息看着，原本混沌一片的乳白浆液，渐渐分化，清是清，浊是浊，凝结成一片片洁白柔软的云絮，在微黄的浆水中沉浮。这一刻，我恍然明悟父亲为何在诸多人生关口都能沉静抉择——他心里，早就被点过了一瓢清澈的“卤水”。
豆花舀进垫着布的模具，包好，压上青石板。水声滴答，如同光阴在计数。半晌，奶奶掀开布——一方白玉赫然在目，素净、坚实，微微冒着热气。
午饭时，它被切成厚片，或小葱拌着，或只是清蒸，蘸一点酱油，味道清甘绵长。奶奶夹起一块放入我碗中：“尝这豆腐，它最是平凡，可做它，要经过磨、滤、点、压，一步也省不得，一步也错不得。做人也是一样，经些磋磨，懂些取舍，守住心里那点清白，才立得住。”
阳光穿过窗棂，照在奶奶斑白的鬓角上，也照在那方豆腐上，通透温润。
如今，我成为了一名纪检监察干部，在原则问题上必须站稳立场、厘清边界时，那片晨光中氤氲的豆香与奶奶沉稳的身影，总会清晰地浮现在眼前，让我始终牢记：在喧嚣中“磨”出耐心，在混沌中“滤”得真相，在抉择时“点”准尺度，在重任下“压”牢脊梁。
